经鉴定，李婆婆右肱骨外科颈粉碎性骨折，构成轻伤一级。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，承办检察官发现，王爹爹自愿认罪认罚，愿意赔偿损失，态度较好；而受害人李婆婆也表示愿意谅解。为彻底化解矛盾，检察官决定以调解为契机，推动双方达成和解。调解现场，当王爹爹提出只能给较少赔偿时，李婆婆家属情绪激动表示“我们本来开始就不图赔偿，打了人你只有去坐牢！”“我也是学过法律的，王爹爹你就算这会不赔偿，后面民事也还是要赔偿的。”李婆婆带来自己学过法律的亲属如此回应。面对僵局，检察官及时释法明理：“取得被害人谅解是酌定的从轻情节，本案既是刑事案件，也关乎两家今后的和平相处。”通过剖析案情、阐明法律观点、说明后续司法程序，检察官逐步消融了双方的对立情绪。调解中，检察官在两家协商中还敏锐捕捉到两家“居住不远、沾亲带故”的关联，巧妙借助亲情纽带缓和气氛。“我也没想到还有这么近的关系，真是惭愧。一时冲动，我确实做错了。希望您们原谅。”王爹爹的感慨让调解出现转机。检察官结合李婆婆的实际损失和王爹爹的赔偿能力，提出双方调解方案最好是实事求是、切实可行，并对相关法律规定再次释法说理。最终，双方达成赔偿协议，王爹爹当场转帐付清，李婆婆出具了谅解书。调解结束后，王爹爹一家搀扶着李婆婆，两家人和和气气地走出了检察院大门。
“调解不是和稀泥，而是要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，在法律框架下寻求最优解。”检察官表示，在办案过程中，既要坚持依法办理，也要注重化解社会矛盾。通过将释法说理像绣花针一样贯穿始终，掰开揉碎讲清法律条文，让犯罪嫌疑人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，真正看清行为触碰的‘红线’、造成的危害，从内心认罪悔罪；还要帮助被害人疏导情绪、明确权利边界，帮他们抚平创伤、获得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救济，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，为矛盾纠纷画上句号。
